「一個女人被強暴，本能反應是哭和用力打走施暴者，但你們卻指稱他們使用暴力，是恐怖份子。」一位巴勒斯坦老太太說。
最近我再開始看《中東現場》一書，再把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的歷史翻看一次，仍然令人痛心疾首。5月到了約旦，與其他朋友不同，11天的行程只留約旦，不加插以色列。有朋友問為何不到以色列? 我說我選擇旅遊的目的地一定有偏見，有些國家的當權政府是惡魔，人民卻是天使；有些地方，人民和政府共用一鼻子呼氣，那些地方，我盡量逃避。
執政政府只有一個，但人民卻有千千萬萬，你又如何去知道他們是否「同一個鼻子」? 我當然不能夠，唯有從不同的渠道旁敲側擊，究竟大家的知情權會否已受人擺布? 例如我去到日本，我好想問問當地人對於日本侵華、拒絕承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看法 (講到「看法」似乎太深奧，簡直一句問「你知否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的暴行?」可能較為適合)。心中大是大非的分野，令我對一些國家存在根深柢固的偏見。
記得我們在約旦的Deadsea Highway上，司機說死海對岸就是以色列人佔據的巴勒斯坦西岸(West Bank)，那時我有種莫名的世界觀：原來我們和世界大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地緣衝突那麼接近，心裡面的大是大非令我向身旁的女友解釋以色列做過的傷天害理的事。那些猶太人的鼻子如果不是跟政府相連的話，又怎會住進那些猶太殖民區 (settlements)? (書中曾有解釋是因為經濟誘因)
以色列的人口跟香港差不多，當然會有不同政見、不同程度的良知的人。其實《中東現場》一書中亦有提到一些組織，如由後備軍人成立的 "Courage to Refuse"，他們站出來聲討以色列政府的殖民政策。然而他們的聲音不夠大，巴人方面又面對著各種不公的國仇家恨，恐怖組織應運而生，一環繫一環的惡性循環，以巴和解又談何容易?
村上春樹是一個日本人，是日本戰後的新生代，父親曾被徵入伍，到中國打仗。他曾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發表他著名的「永遠站在雞蛋的一方」，演辭中提到，村上父親每天吃早餐前，都會誠心祈禱，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村上父親沒有把太多有關戰爭的事告訴他，縱然他父親過世了，但那幅跪在佛壇前的背影，那些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一一留在村上的記憶之中。
我想，村上先生懂得他父親的所做過的事，但隨著時間軸的移動，日本現今一代，很少再知道二次大戰時發生過什麼了。(我又想起《讀愛 The Reader》一書/一片，二戰後的新生代對上一代的戰爭暴行的困惑) 戰爭的時候，人類做出很多愚蠢的事，隨後變成歷史，讓後世的人作註腳、作警惕，再由後世的人解釋，如何善後，如何令人心悅誠服，如何面對自己的民族，這一連串的問題，會否令身為喜愛旅遊的你，對挑選目的地有所偏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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